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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還沒被決定」:The Clash的白色暴 動

    白色暴 動——我想要暴 動

    白色暴 動我要一個屬於我的暴 動

    1977年,龐克(punk)搖滾在英國製造了一場劇烈的音樂暴 動:他們要推倒女皇的王座,要推翻資本主義強加在人們身上的枷鎖,要摧毀那步調已緩、不再讓人激動的搖滾樂。他們要用最大的噪音顛覆原有世界秩序。

    最終,龐克音樂的社會與政治革命成了一場壯烈的失敗,但他們掀起的音樂革命卻無疑是搖滾史上最讓人顫抖的。

    那一年之後,搖滾樂的美學、精神和形式都從此不同。

    在這其中,只有一個龐克樂隊成功地結合音樂與社會的反叛力量。用英國政治民謠歌手Billy Bragg的話來說,如果他們沒有能改變世界,起碼他們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

    這是衝擊樂隊(The Clash)。

    1.

    1970年代中期的英國,經濟從戰後初期的繁榮轉變為日益升高的失業率和貧窮問題,舊有的福利國家體制無能去處理這個劇烈的社會經濟變化。從1974年到1977年,失業率不斷惡化,尤其是青年失業率,各種罷工活動如四處烽火。倫敦正在燃燒。

    另一方面,主流社會與政治也還沒開始真正認識到一個正在形成的多族群社會。1976年在諾丁丘(Notting Hill)爆發英國戰後最嚴重的種族暴 動,黑人青少年和警察的石塊與警棍在血光中交錯。

    在騷動的火焰中,爆發了作為一種音樂運動的龐克搖滾。

    龐克音樂的形式當然不是這時才誕生。六零年代美國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的極簡噪音、底特律樂隊MC5的暴力車庫搖滾,乃至七零年代中期在紐約CBGB爆發的音樂實驗,都是龐克的先行者。

    但唯有在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社會時空中,龐克才從一種音樂風格,一種藝術計畫,轉變為那個時代青年的集體想像,與對抗社會的武器。

    當五零年代以降的搖滾樂逐漸演變為強調高超的演奏技術、華麗的舞臺效果或是深奧的概念性專輯時,他們早已無法表達年輕人的挫折感與憤怒。而龐克對樂器與技巧的不要求,強調三分鐘曲式的快速燃燒,正是他們隨時可以點燃的火把。

    龐克音樂的精神是不順從既存的社會價值與美學,是DIY做自己。他們要挑戰從六○年代以降日益強大的音樂商業建制,要打破聽眾和表演者的界限,並讓音樂的詮釋權回歸普羅大眾。

    他們是反藝術的藝術實踐,是反智識的行動哲學。

    尤其當六零年代的世代反叛已經終結,當嬉皮開始變身為雅痞,龐克提供了新的青年不滿的姿態與能量。

    英國的第一顆龐克炸彈是性手槍(Sex Pistol)。他們代表了龐克音樂最骯髒、猥褻、暴力、虛無的一面,並結合了情境主義(situationism)的哲學。

    1976年他們發行第一首單曲〈Anarchy in the UK〉(無政府主義在英國),用最粗礪的嗓音高喊:「我要摧毀它、毆打它、搗爛它。我想做個無政府主義者。」

    然後第一張專輯《Never Mind the Bollocks, Here’s the Sex Pistols》(別管那些廢話,性手槍來了)更向當時保守的的英國社會、向過往的搖滾地景,以及未來的音樂視野,大聲宣告: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2.

    同時期,另外四個年輕人成立了衝擊樂隊(The Clash)。在性手槍樂隊成為商業注目的焦點後,他們馬上被另一家主流唱片公司CBS簽約。

    1977年發行的第一張單曲,成為衝擊樂團日後所有音樂的核心。

    正面單曲“White Riot”(白色暴動)既是呼應性手槍的「我要摧毀一切」,也是因為他們在諾丁丘目睹了英國戰後最嚴重的種族暴 動,於是他們要用「白色暴 動」、用「自己的暴 動」,來與被壓迫的黑人弟兄站在一起。

      黑人面臨許多問題/但他們不介意丟個磚塊

      白人上學受教育/他們在那裡被教導如何厚臉皮

    ….

      白色暴 動---我想要暴 動


    背面單曲”1977”則描繪了那個時代的主要矛盾,失業與種族問題;然後,在1977年,「沒有貓王,沒有披頭,沒有滾石。」因為這些音樂老人無法聽見青年人的憤怒。所以衝擊要用新的聲音把時代從這些蒼老龐大的巨星中奪回來。

    接下來的第一張同名專輯《The Clash》,無疑是搖滾樂的「共產黨宣言」,只是發言者是工人階級青年。搖滾樂從一開始就是年輕人的歡樂、哀愁與徬徨的抒發,但到了性手槍和衝擊,人們才真正看到青年的憤怒。尤其是衝擊樂隊的第一張專輯,裡面充滿著一首首階級鬥爭的怒火,與對革命起義的號召。

    「戰爭與恨/ 是我們唯有擁有的東西」(“Hate and War”)

    因為:

     「所有權力都在富有的人手中」(“White Riot”)

    因為和十年前的滾石樂隊一樣,他們感到倫敦是如此沉悶無趣

    「倫敦正在被無聊燃燒」(”London Burning”)

    因為年輕人即將進入一個規律化、機械化的資本主義體制:

      他們提供辦公室與店面給我

      他們說我最好拿走所有的一切

      你想在BBC電視台泡茶嗎?

      你想要、真的想要當警察嗎?

    (”Career opportunities”)

    或宛如新馬克思主義的論文,剖析當代工業社會的壓迫性本質:

      你口袋空空/所以毫無權力/他們認為你一無是處

      所以你根本是個龐克!…..

      壓迫---就從週二開始

      壓迫----我是機器人

      壓迫---我遵守一切

      (“Remote Control”)


    除了階級矛盾外,衝擊樂隊也關切多種族文化問題,並毫不妥協地反對種族主義。種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是相關的。尤其因為失業率高漲,保守黨以及極右派組織會把問題怪罪到外來移民上,因此七零年代後半,英國出現嚴重的排外種族主義和極右翼政治團體。

    衝擊樂隊對種族問題的關心,或許是因為他們自幼成長於牙買加移民社區附近,他們不僅懂得如何和其他種族一起生活,也喜歡他們的音樂 。因此,衝擊樂隊和其他龐克樂隊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融合了大量雷鬼和ska,後來更嘗試加入當時剛在紐約哈林區流行的嘻哈樂風。在這張專輯中的代表性作品是用他們的龐克姿勢翻唱一首雷鬼歌曲”Police and Thieves”(警察和小偷)。

    但音樂形式的融合之外,他們真正希望的是讓黑人和白人的工人階級青年連結起來。因此他們積極參與七零年代末英國的「搖滾對抗種族主義」(Rock Against Racism)演唱會、反納粹演唱會等等。

    正如他們解釋「白色暴 動」這首名曲,「是要刺激那些覺得生活很自在的年輕人,讓他們知道,他們必須加入那些被警察痛毆的黑人兄弟們。因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必須團結在一起,否則我們就會被徹底擊倒」。

    在隨後發行的歌曲” White Man in Hammersmith Palais”中,同樣是雷鬼風格,他們更強調黑白青年團結起來對抗社會不平等

    「白人青年,黑人青年,最好找到另一種解決方式(暴力之外)

     為何不找羅賓漢來請他重新分配財富?」 


    3.

    1979年,龐克音樂運動的風暴進入冰河期。保守黨的佘契爾夫人和美國的雷根接連上台,兩人攜手打造了八零年代的保守主義革命。

    龐克作為一種音樂運動開始瓦解,作為政治革命面臨了歷史的嘲諷,但衝擊樂隊卻開始成為世界上身影最巨大的樂隊。1978年他們發行第二張專輯《Give ‘Em Enough Rope》,這也是他們在美國發行的第一張專輯。第一張專輯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行,就是因為太具有強烈的階級鬥爭色彩。

    1979年衝擊樂隊發行撼動世界的專輯《London Calling》(倫敦呼喊),並在後來被美國《滾石雜誌》選為八○年代最佳專輯第一名。

    如果龐克是要革主流搖滾的命,衝擊的《London Calling》則是從內部革了龐克的命,辯證地統一了搖滾與龐克的元素:這張專輯揉合了R&B,雷鬼、ska和老搖滾,卻不失龐克原有的張力和生猛。他們開拓了龐克、甚至整個搖滾的邊界。從專輯封面一個人怒砸吉他的黑白照片就開始體現了搖滾的憤怒。

    歌詞持續他們一貫的主題:對社會不公感到憤怒,然後用這股力量去改變世界:

    起來反抗吧,因為政府就要倒台

    你如何能拒絕?

    讓憤怒主宰當下,怒氣可以轉為權力

    你難道不知道你可以使用它嗎?

    (”Clampdown’)


    而在“Lost in the Supermarket”(超市迷失)他們諷刺了膚淺的物質主義,在”Spanish Bombs”(西班牙炸彈)中召喚了西班牙內戰的革命精神。同名曲”London Calling”是受同年美國三浬島核災事件所刺激,其節奏則激昂如進行曲。

    1980年底他們發行三張一套的專輯《Sandinista!》。音樂上更為多元,尤其加入大量雷鬼風格;專輯名稱是指涉尼加拉瓜的新左翼政權「桑定國家解放陣線」——他們在前一年推翻了尼國的右翼獨裁政權,而成為美國政府亟欲除之而後快的目標。衝擊作為一個超級樂隊出版這樣的專輯名稱,無疑是把左翼革命帶入大眾文化。

    專輯中的"Washington Bullets"(華盛頓子彈)嚴厲批判美國支持中南美洲的獨 裁政權,顛覆左翼理想主義者。

    智利每個牢房都可以聽到

    受迫害者的哀嚎

    別忘了阿葉德

    以及之前的那些日子

    在軍隊入侵之前

    請別忘了Victor Jara 

    在聖地牙哥運動場斷魂

    又是華盛頓的子彈


    在這張專輯後,他們取得更多的商業成功,尤其是下一張專輯《Combat Rock》(戰鬥搖滾)。音樂上的生猛已逐漸消失,取而代之是搖滾加上當時開始流行的舞曲節奏和嘻哈,並出現更多暢銷單曲如"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我該留還是該走),也有MV。團員之間出現更多緊張與衝突,樂隊逐漸走向瓦解邊緣。衝擊樂隊逐漸被八零年代的音樂文化給逐漸吞噬。

      然而,他們卻從未放棄搖滾作為政治批判的利劍。專輯中的暢銷曲”Rock the Casbah”是批評伊朗國王鎮壓搖滾樂,“Know You Rights”(知道你的權利)則根本是搖滾人權宣言,告訴聽眾他們有三種權利:不被殺害的生命權、享有食物的權利(亦即最低生活水平)、言 論 自 由的權利。

      1985年,在他們解散最後一張專輯《Cut The Crap》中,出現被稱為衝擊的最後一首好歌:”This is England’(這是英格蘭)。這首歌指出八零年代中期英國的種種矛盾,也幾乎是總結了他們長期以來對英國看法的總結:高失業率、種族主義、都市暴力、青年疏離、福克蘭群島戰爭等等。「這就是英格蘭;這就是我們感受到的」,主唱Joe Strummer如此說。

      而在CD內頁,他們發表了「衝擊公報,1985年十月」:

    「…舊體系可以被擊垮嗎?不,沒有你的參與是不行的。激進的社會改變必須從街頭開始。所以如果你要尋找一些行動…別再說廢話,趕快起來吧!」

    這是衝擊的最後一場宣言,但卻不是衝擊的結束。

    解散之後,喬(Joe Strummer)仍然持續音樂旅程。雖然他在單飛後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但是對於音樂介入現實的可能,仍然沒有鬆懈,並持續在音樂中關注全球化問題、多元文化主義、和環境問題。

    直到他於2002年過世,而他的最後一場演出,是在倫敦為了消防隊工會的募款演出。


    4.

    龐克音樂標舉著DIY精神的文化創造,以及要破壞一切的反體制顛覆,但不論是性手槍或是衝擊樂隊卻為大廠牌賺進大把銀子。六○年代以來搖滾樂原真性與商業邏輯的緊張關係,在龐克身上徹底展露。衝擊樂團和CBS的關係就是最大的矛盾。

    在歌曲”Garageland”(垃圾園)中,他們開始強調雖然面對成功,他們其他樂隊在爭明奪利,但他們仍堅持原來出身的獨立性。「我們是一支車庫樂隊/我們來自車庫之地」「我們不想知道有錢人要去哪裡、要做什麼。」

    而當唱片公司未經他們同意逕自將專輯中的”Remote Control”(遙控)作為單曲時,他們做了另一首歌”Complete Control”(完全控制)來諷刺唱片公司「完全控制」他們。

    他們要發行'Remote Control'/但是我們不希望…..

    他們說我們擁有創作自由/在我們簽約的時候/但他們的意思其實是說讓我們 大賺一筆/其他的就以後再擔心吧….

    喔喔,有人很聰明/喔喔,「完全控制」,這真是個笑話。

    但最諷刺的是,這首歌也收入在專輯中,成為他們的名曲,所以他們說:「完全控制,甚至包括這條歌」。

    在 “White Man in Hammersmith Palais”中,他們更批判許多龐克樂隊只顧著搶鎂光燈,奪取媒體注意,而不關心有什麼可以學習。他們只是「把反叛轉為金錢」。

     但難道,做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搖滾團體,衝擊不也是把反叛轉為金錢嗎?

     的確,衝擊正是在這種與魔鬼交易的過程中,一點點喪失了生命力。

     他們說並不在乎金錢,例如在他們發行兩張或三張一套的專輯,為了讓價錢維持在一張的價錢,他們自願減低從唱片公司領取的報酬。衝擊樂隊也真的一直沒有從唱片銷售中賺到錢。

     但是他們無疑是希望成為搖滾巨星的,也被批評為了進入美國市場而軟化音樂。並且,當他們站在大體育館的舞台上,再強調自己是個車庫樂隊似乎顯得矯情。龐克革命所要追求的DIY精神、對傳統搖滾體制的顛覆,似乎在衝擊樂隊身上自我背叛了。

     不過,如果衝擊樂隊自己無法逃脫浮士德魔咒,他們和其他龐克樂隊卻的確「打開了後門,讓其他樂隊可以進來」(”Complete Control”的歌詞),亦即他們鼓舞了更多年輕樂隊相信自己可以創造音樂,可以改變世界。可以說,龐克音樂犧牲了自己,卻從此鼓起了獨立音樂革命的號角。(當然,獨立音樂在九零年代以後的高度商業化,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5.

    如果性手槍是要拆解搖滾樂作為一種迷思,衝擊樂隊則是要改變搖滾樂,要成為「唯一重要的搖滾樂隊」(The Only Band that Matters)。

    如果性手槍只是無政府主義式地發洩年輕人的不滿,衝擊則寫下一篇篇了基進的政治宣言:批判腐敗的國家機器、社會貧富不均、青年失業及種族不平等問題。

    如果性手槍是個人主義式地虛無與犬儒,是要摧毀體制,衝擊則是要人們團結起來,要在破壞之後重建。

    他們讓人們知道思想比吉他solo更重要。當喬在舞台上用力地唱著那些不公不義與他的憤怒時,你知道,他是真的如此相信,並且讓所有人也跟著相信這些問題的急迫性。

    喬說,他們不是無政府主義,也不相信無秩序,而是希望人們要「知道自己的權利」(Know Their Rights),並爭取自己的權力。他相信,龐克音樂在本質上就應該是抗議音樂,就是一種社會運動:「我們試圖做出我們認為對我們這個世代重要的政治工作,也希望這些工作能夠進一步啟發更多世代。」

    如果六零年代的滾石樂隊只寫下一首「街頭戰鬥者」(Street Fighting Man)做為革命的想望,意欲推翻滾石陰影的「衝擊」則在音樂中處處充滿街 頭暴 動的意象。還有什麼比龐克的生猛與暴烈更適合作為做為街頭抗爭的伴奏?

    他們深信世界上充滿了「恨與戰爭」,而不是六零年代的「愛與和平」,但是你必須面對這些「恨與戰爭」;如果只是閉起眼睛,世界是不會變得更好的。

    「你是要奪得掌控權,還是要聽命於人?你是朝後退,還是向前行?」。(“White Riot”)

    然而,衝擊用他們的音樂召喚著人們起來反抗,但他們的吶喊再大聲,還是只停留在舞台上,而沒有與具體的社會反抗行動結合。

    在後來反省龐克搖滾的失敗時,喬就嘆息,「在當時我們擁有群眾力量時,我們並沒有去動員這股力量,並且集中這股力量引導向具體的社會改變——例如廢除一個壓迫性的法律。」」。

    然而,縱然他們沒有改變世界,他們卻徹底改變了音樂人對於音樂與社會關係的認知。政治立場基進的嘻哈樂團「人民公敵」(Public Enemy)靈魂人物Chuck D說,衝擊樂隊讓他知道,音樂可以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且必須被用來挑戰體制。Bono說,喬讓他知道,思想比吉他solo更重要。

    而且,就算上一次革命沒有成功,誰說未來就必定會失敗呢?

    別忘了喬最喜歡說的話,「未來還沒被決定」(the future is un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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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音速青年遇見魯迅

    張曉舟

       京城音樂重鎮「愚公移山」,就座落在段祺瑞執政府,去愚公移山看演出時,我經常順便逛逛段府。當年劉和珍等學生就是死在段府門口,不過近在咫尺的愚公移 山搖滾青年可能大多不知自己就身在中學課本裡的慘案現場。正如八道灣周氏兄弟故居未拆之前,建築學者王軍問住在裡面的中學生:知道《阿Q正傳》就是在你住 的屋子裡寫的嗎?對方說不知道。

       當真是與時俱進,誰能想到〈為了忘卻的紀念〉如今居然被從中學課本裡和諧掉了。人民教育新版語文教材拿掉了〈藥〉和〈為了忘卻的紀念〉,你盡可以說是因 為魯迅作品晦澀難懂不合時宜,但我不免懷疑其實更多地是因為〈藥〉和〈為了忘卻的紀念〉裡面血跡太多,有染祖國的花朵。建議可以余秋雨的文章取而代之。

      但這不是反證了魯迅作品無可和諧的強大生命力嗎?就在魯迅離今日青年似乎越來越遠的時候,在段祺瑞執政府,在當年劉和珍犧牲的地方,突然有一支年輕的樂隊歌唱了魯迅。

    Carsick Cars(「暈車的車」)夏天在愚公移山首發了第二張專輯《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作為Sonic Youth曾經的暖場樂隊,他們確實是Sonic Youth的中國少年版,但在請Sonic Youth那張《一千片葉子》的製作人Wharton Tiers(也是傑出的No Wave先驅樂隊Theoretical girls樂隊的成員)擔綱製作之後,他們這張新專輯雖有新意,卻並沒有變得更成熟──變得更像自己的偶像,這並不是成熟的表現。Carsick Cars繼續玩出一些擅長的簡單輕巧的優美旋律,但Sonic Youth大氣磅礡的編排和劍拔弩張的張力還沒學到;他們也繼續玩出豐富的吉他花色,很多時候簡直和Sonic Youth如出一轍,但為什麼不能更噪、顆粒更大、更粗礪尖銳一些?這張唱片過於秀氣了,儘管增加了其他器樂(黑管、風琴等),儘管Whaton Tiers自己也挺身而出成了第二吉他手,但還是稍嫌潔癖了,像把刮臉的剃刀。

      對Carsick Cars來說,Sonic Youth是雙刃劍,他們得學會抵擋偶像們的美麗誘惑,才能在音樂上找到更多的自己。這也是新一代樂隊共同的悖論:品味、學養越來越國際化,技術和製作也越來越國際化,但這種國際化卻也有「國際同化」之虞。

       Carsick Cars身上也體現了新一代對城市生活感受力的提升,假如和老一代許巍式「在別處」的小浪漫小流浪相比,他們對城市有一種更堅定、更沉迷的「在這兒」的認 同感,本來北京就是一座日漸瘋狂的現代主義國際大都會,假如Carsick Cars們在這兒體驗到從前安迪.沃荷、路.瑞德們在紐約體驗到的一點小分裂,那絕對是真實的而不是扮酷。

      但令這支樂隊從同齡人中脫穎而出的,是其靈魂人物張守望對一種更大的分裂的極度敏感:在安迪.沃荷、路.瑞德、音速青年與魯迅之間的分裂,現代主義與古老中國之間的分裂,自由與不自由之間的分裂。

       「國際同化」僅僅事關藝術創造力,而「國內同化」則攸關人的基本權利--對青年進行思想同化、馴化。如同首張專輯的第一首〈志願的人〉,Carsick Cars新專輯的第一首再一次質疑、拒絕了億人一面的謊言共同體:「他們天天說著/同樣的謊言/來吧請別懷疑/成為我們的一員。」全球化網路時代的中國新 一代固然容易掀起抵制家樂福抵制CNN之類的愛國大合唱,但也容易撞上愛國的防火牆火冒金星。網癮更重的,其實是那些以治療之名行封殺之實的人。用 Carsick Cars給他們來一次電擊療法如何?Carsick Cars的無詞歌(或許是因為詞太敏感而自動刪除)〈防火牆殺死了我的貓〉堪稱一首綠壩之歌。而在主打歌〈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中,他們居然用英文歌唱魯迅。這一次,那些討厭年輕樂隊唱英文的人也會理解他們,因為這樣的歌若唱中文恐會被刪斃:


    Nothing ever said or written
    Lu Xun says he lives too far away
    All the songs die in early summer
    We all live in the metal cage
    Just like the writer says

      或許刪除魯迅並不是因為他晦澀,而是因為他太清楚太明白。老調子沒有唱完,85後的年輕人,依舊發出鐵屋子的吶喊。

     

  • 李海鹏:冷火 - []

    2009年09月08日


    冷火

    孙 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 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 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 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干家们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热干面打俩饱嗝儿,看他们转的那叫一个眼晕。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 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 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干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 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 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 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 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淫荡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 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 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 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 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 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 这也说明往日光阴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 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往事萦怀并无意义,我亦不想美化过去,我只是觉得,今日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向,但是它没有。我在感觉上而非理性上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期许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 之后,至少你能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到书店去,看见好多书;我网购,又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繁荣,可是它是一旦抽掉了痴傻 的沙砾基础便会崩塌消无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 南卫视的节目里有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更重要的是,乏善可陈的状况又何止出现在文化领域而已?当我们在 十多年前投身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再早四年考入大学,或更早以前在小学三年级写下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或任何一个曾经怀有苦涩梦幻的瞬 间,我们想要的明天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是必然的。好吧,没什么好苛责的。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一点,甚至某些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说。可是别忘了,人能谅解历史,但不能让历史谅解自己。今天的一切,进步和衰败,美丽和丑陋,死气沉沉和光怪陆离,都是我们推托自己无力阻止却已经参与造就的。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 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1970年代生人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 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一 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别急嘛,人们常常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耐心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问题是,社会这辆汽车在往哪里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司机,可以说出答案?又有没有任何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坐在这辆在漫天迷雾的道路上的锁死了方向盘又大胆疾驰的汽车里可以说他毫不担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时有客居他乡之感。我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亦不知日暮乡关何处是。可是,谁是主人呢?真有哪些人敢说自己是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的主人吗,如果他们没有昏了头?有谁真的自信于驯服了这头雷龙而不必担心被它反噬呢?

     

    一切都没有答案。我想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它还要长久地“ 姑且”下去。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长远的抱负。它是过渡性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囧囧地燃烧其间,无论是GDP,还是一首商业情歌,都 在此火之中灿烂、繁荣和浮华,却没有真实的温度。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劳碌奔波,可是此心安处在哪里呢, 社会的灵魂安在哉?倘若我们宁愿如此,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发展红利亦近穷期,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续新篇,“十年后中国经济将更加萧 索。”可是在这冷火烈烈的时代晚上,一句半句呓语尚抵不过栗冽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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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财经周刊专栏,2009年4月某期。博客版加多1000多字。一般杂志版面能容纳下的1400字嘛,讲单口相声富裕,叹口气的话。。就不够鸟。)

     

  • 社保本质 - []

    2009年09月02日

     

    【O按】看清楚社保的本质,你就该知道社保啊三险一金啊什么的都是浮云。呵呵~


    你自己的事儿,也许你应该知道一下

    来自一个人是一座岛 2009-09-01 14:40:10 查看原文

    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社保法到底是咋个回事,我自己也是最近几年弄清楚了,给好多人普及过,这次干脆写到了绿老师她们的杂志上。据说主编大人审稿子的时候就 拿着稿子来问绿老师:“水木丁写得是真的吗?”绿老师说是的,她做过研究,也查过资料。我想如果我在的话,还会补充一句:这么有才的政策,不可能是我这等 小民想得出来的。然后主编大人长叹一声,说这样的人生好渺茫啊。说完就走了。

     

    笑,这世间有很多无奈事,越是面对,反倒越觉得人生如过客,一切皆云烟。我来了,我懂了,我写了,我走了,不过如此。所以把这篇文章还是放出来,算是个普及,如果你对这东西的认识还很模糊,看看也没有坏处。

     

    顺便说一句,我讨厌现在的一些媒体做的政策解读,基本上就是不想让你弄明白,总是虚话,套话,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却常常怀着把人绕晕的心机,不往明白里说,专把人往糊涂里带。说白了,这世界上某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类,不是东西。

     

    ——————————————正文啊正文————————————————————

     

    社保法,一个遥远的童话

     

    最近听说的消息,原定于今年8月进行三审的《社会保险法》决定推迟到明年进行了。据说此次被延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目前经济形势不明朗,为了避免给企业 加重负担。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分歧太大,其中最为集中的问题便是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身边做新闻的朋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 看法,我们办公室里的同事,同学以及身边其他的朋友对这个事情的关心程度远远不如网上爆发个什么什么门来的起劲的多。仔细想想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按理来说 这才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决定了我们未来能否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事,但是,除了一个小师妹突然在MSN上蹦出来问我,“你档案放哪了?”以外,其 他的人的确都好像对此事漠不关心,要么根本搞不清楚这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之类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按什么比例交,什么政策领取,反正就是现在月月从工资里 扣,以后有钱领。要么是认为这件事自己没有决定权,只能是国家怎么说了怎么是的。我自己是属于后一种,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的可怜的企业小白领,自从我认真 仔细的研究过社保是怎么回事之后,我就认为这个钱基本上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养老基本靠自己攒钱”的观念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同事的共识。如果可以选择 不交这个三险一金的话,我个人有可能会选择不交。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自己的钱,我自己保管好了,也是一样的。

     

    其实,谁不知道有保险有福利好啊,谁不知道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有多重要,但是你如果仔细研究过社保的各种条款,就知道咱们中国的这个福利有多让人无奈了。 就拿养老保险来说吧,一般的企业员工,养老金发放有两部分组成,一是你工资里每个月被扣的那部分,另外是单位替你交纳的一部分。你交的这部分,未来是你养 老金个人账户里的钱,在你交满十五年,达到退休年龄以后,除以国家规定的月数,按月发放给你。这个钱,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钱,你最好祈求自己多福多寿,能活 的长久一点,活到把钱花完,否则的话,就只能当遗产来留给后人了。另外,这一交就必须交满十五年,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规定必须连续交纳十五年,否则的话,这 账户里的钱你就别想取出来花了。而养老保险的另外一部分,就是现在单位按比例替你交纳的那部分了,这叫基础养老保险,统统的纳入国库,等到你达到退休条件 之后,国家按照你退休的前一年,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定比例来给你发放。现在问题就出现了,比如像我们这种媒体行业,城市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大,我这个 城市干了几年,那个城市干了几年,这个养老金要怎么缴?怎么发?这个城市说你可以转过去,那个城市说我们不接受,只好走一个城市,开一个账户,至于以后怎 么再把自己的钱领回来,只好暂时搁置,日后再说。再说纳入国库的那部分基础养老保险吧,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在北京打工,你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是按照你在 北京的各种消费薪资水平来缴纳的,但是你领取这部分养老金的时候,却只能回户口所在地去领取,北京的基本养老金2008年是1830元,这里面有无数外来 打工者的血汗钱,但是,一个经济发展很普通的二线省会城市的基本养老金才不到500元,你说,这有公平可言吗?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档案问 题,如果你在户口所在地没有档案的话,你在当地社保机构,就是没有工龄记录的,那么就连这500块钱你能不能提出来,都是一个问题了。而仅仅在北京人才, 就有四万多份死档,这还不算很多档案在自己手里的打工者,这些人,在老了以后其实是根本没办法领取社会福利的。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交钱的时候你不要档 案,领钱的时候却要档案?为什么要钱的时候开个账户就OK了,可是领钱的时候却又这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呢?

     

    当然了,上面的这些烦恼,都只是我们普通打工者的烦恼,公务员,事业单位,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他们不会因为单位效益不好,拖欠养老金而发愁,因为他们 的养老金都是国家财政统筹,尤其是公务员,因为他们平时日理万机,为人民做牛做马,工资条上,赚得比我们少,八小时以外,付出的比我们多,上有老下有小, 还要陪领导洗澡逛娱乐城,还要照顾三妻四妾,所以他们就不用向国家上缴养老金了,只要等到退休的时候领钱就行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网上翻了个底朝 天,即将发放的农民养老金是多少,可以查到,各大省市的企业单位的养老金是多少,也可以查到,但惟独这公务员的养老金,始终看到的是,要改要改,到底给他 们发放了多少?这具体数字的官方说法,却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数字。能查到的,只能是网友个人例句的未经查证的数字,比如某位网友抱怨说,自己在某企业单位 做到经理级,退休金也不不到两千。但是随便一个普通公务员退休金也可以拿两千多。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更是一不留神透露出了各级官员的退休金收入:副省级每月 是:6970元;副厅级:5568元;正处级:5032元……

     

    实际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的福利津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这和他们薪资透明也是配套的,比如美国的政府公务员,连老婆孩子出去旅游的费用都要透明申 报,更别提收入支出,各种费用支出了。说白了,就是人家的老百姓出钱养公务员养得明明白白。我们国家,我们老百姓不愿意养公务员。不愿意养也得养,正因为 新的社保法像往常一样,想继续避开,绕开公务员退休金这一块改革的内容,反倒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事业单位里的研究员,教书匠们开刀,但老百姓不干,所以 它只好被一拖再拖。我们一介小民当然是没有什么发言的权利,只好是你么爱怎么改怎么改,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交钱好了。

     

    但是,没机会发言,并不等于看不清楚事实,社会福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根本动力,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也开始懂得了这个道理。内心里指望不上福利的老百姓们,买 房钱要攒,看病钱要留,养老钱要省,这一切都靠老百姓自己苦巴巴的熬着,谁敢乱花钱,国家拉动内需?您不能千秋万代的只靠房价没完没了的涨下去吧。公务员 们一分钱不想少,又要鼓励老百姓来花钱刺激经济,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一个终极妄想。所以,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有钱就攒,没 钱就不花。给不给我们这个福利,您看着办。

     

  • 北島:北京四中 - []

    2009年08月02日


    北京四中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03日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北岛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 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 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 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 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 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 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 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 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L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 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 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 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 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 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 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 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